贰、伯拉纠与奥古斯丁论罪与恩之教义

一、奥古斯丁与伯拉纠

奥古斯丁早年的生活

　　奥古斯丁对罪与恩的见解，是由于他深刻的宗教经验所形成并发展而来的，他在其中经过很深的属灵挣扎，而终于在充满福音亮光中脱颖而出。他在他的认罪篇（通译忏悔录）中告诉我们说：他远离道德和宗教的路而徘徊，企图逃避在摩尼教中，并且几乎陷入其网罗，但终于转向基督。当他在迷途中的时候，他从未得真实的安静。安波罗修在奥氏的回归信仰正途上予以莫大贡献。他的转变是在米兰的一个花园中经过极深的激动、流泪和祷告之后发生的。他于三八七年受洗，三九五年作北非希坡的主教（Ｂishop of Ｈippo）。有些人在他以恶为人的本性，并拒绝自由意志的忧愁观念中，找出一个受摩尼教影响者的迹象。不过很可能恰好是他天生的恶意识和灵性的桎梏，使他暂时求助于摩尼教，因为他抗辩人性并非本来是邪恶的，并坚持人多少有些自由，作为人类的责任的基础。

奥古斯丁与伯拉纠的比较

　　伯拉纠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比较说来，韦格斯（Ｗiggers）说：“他们的性格完全相反。伯拉纠是一个内向的人，并没有神秘主义与野心的企图；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完全与奥古斯丁不同……所以根据他们的精神外貌，两人的思想是背道而弛；而且当一个外来的机会呈现时两人势必立即发生争执。”（Ａugustinianism and Ｐelagiansm，p.47）伯拉纠是一位英国的修道士，一个过苦修生活的人，有无可指责的品格，性情温和。也许部份来说，就为了那个理由，对那形成奥古斯丁思想至深的内心挣扎，与罪抗衡以及蒙恩的经历来说，伯氏是个门外汉。

　　有时人们会问：奥古斯丁主义是否不仅在反对伯拉纠主义，而且也被其反论（Ａntipode）大部份确定了？然而可以说，当两位创始人彼此互相熟识对方教训以前，这两种观念在最初的形式上是独立发展的。同时，不可否认，当两人拼斗之际，奥古斯丁主义的公式说法，反而被伯拉纠主义的一些细节确证了，而且反之亦然。两人的教训其实在早期教父的作品中早已出现过。

二、伯拉纠的罪与恩典观

１、伯拉纠的罪观

　　伯拉纠与奥古斯丁的争辩中，自由意志与原罪是最重要的问题。根据伯拉纠的看法，亚当被神所造，并未赋与绝对的圣洁，他最初的情形是一个中立体，既非圣善，亦非有罪，乃是有行善或作恶的可能性。他有一个自由而完全不定的意志，使他有相等的能力可以任择其中之一。当他认为适当的时机，能够犯罪或抑制不犯罪。他的必朽性不能够任由他的选择，因为他已经为死的律所主宰，他被造是必死的。他的本性中并没有任何祖先的恶，使他可能在他的生活过程中任何方面决定选择犯罪。他堕落于罪中，受了损害的不是别人，乃是他自己，并不影响人性为善。没有世袭的犯罪本性或罪行的传递，因之也没有原罪这回事。人类仍旧出生在亚当堕落以前的情况中，他不仅无罪疚，也无罪的污染。在他的本性中，没有任何恶的倾向或愿望，会使他无可避免地陷入罪中。他与亚当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已有恶的榜样在他之前。罪并不在于错误的爱好或愿望，乃只是在个别行为中的意志，罪乃在于各种自愿的选择。其实，人并不一定要犯罪，就如同亚当，他被赋予了完全的自由意志，有选择自由或漠不关心的自由，所以在所遇到的任何情况中，可以选择善或选择恶，并且在神吩咐他行善时，那足以证明他有行善之能力，而他的责任就是他有能力的尺度。如果罪是普遍的──伯拉纠认为是的──这也仅是由于错误教育、不良榜样和长久以来牢不可破的犯罪习惯。

２、伯拉纠的恩典观

　　人之弃恶向善并非由于神的恩典，虽然恩典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有利，并且会帮助他在生活中能战胜邪恶，但是伯拉纠说到恩典的时候，并不含有神内在的能力，或换句话说，圣灵影响一个人意志的倾向，和加给人行善的力量，乃仅是外在的恩赐和自然的赋予，就如同人的理智实况、圣经中神的启示、与耶稣基督的榜样。虽然在这样的系统中几乎没有为婴孩施洗的余地，但伯拉纠坚持要让他们受洗，而且认为他们的受洗仅是一种奉献的仪式，或作为将来蒙赦免的一个期待。他主张，小孩子是被排除在天国门外的，但是他们仍有得永生的福份，简直不合逻辑。

三、奥古斯丁的罪与恩典观

奥古斯丁论人靠赖神的见解

　　奥古斯丁对罪和恩典的见解，无疑是受他早年的宗教经验，与他反伯拉纠思想的影响，但是主要的决定乃在于详细研究罗马人书所得到人类与神的关系的一般概念。他认为人即使在未堕落的景况中，人未来的命运也得完全依靠神。

１、奥古斯丁的罪观

　　在反对摩尼教方面，奥氏坚决强调罪的自发性。同时他相信罪的行为使人类远离神，而必然地导致恶。由于罪进入世界的结果，人就再不能行那根源于神爱的真善，也不能了解他真正的命运，而沉落于更深 一层的束缚中。这并不是说他已失去了对神的一切意识，因为事实上他继续渴求神。

　　奥古斯丁并不认为罪是一积极之物，乃认为是消极或缺乏的境况。罪不是实际的恶加诸于人，乃是善的缺乏（